杏彩体育开户·疫病题材科幻电影中的“人”

　　在科幻电影中，灾难或疫病题材并不少见，从早期的《人间大浩劫》（1971），到经典的《生化危机》（2002），再到初看不知片中意、再看已是片中人的《传染病》（2011），这类电影的想象因素一般基于既有的科学成果或科学性假设，以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破而开始，人们便要面临灾难或疫病导致的极限处境，集中表现为一种末日感。在这之中，很多人物的塑造都值得细细品味。

　　在抗击疫情一线涌现了诸多英雄人物，他们奋勇“逆行”和死神进行殊死搏斗。而在此类题材的科幻电影中，不乏面临“灭顶之灾”时挺身而出的人物。在《人间大浩劫》这部上世纪70年代的硬核科幻电影中，主角斯通博士作为野火小组负责人被征召应对棘手局面。“承受”是他的关键词，不仅要面对导致了一个城镇的人死亡的“铲子”卫星，亲自找回卫星开展探究，而且他早前的建议被参议员称为“斯通博士为九千万美元给山姆大叔肉麻的恭维信”，野火小组的同伴们也因怀疑其参与计划进行指责。他通过“有机团结”的方式把小组组织起来，弥合他们的矛盾，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小组成员通过功能上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其中几次出现观点分歧和士气低落，他都及时地将大家拉回正轨。而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专业而有担当的人在第一线承受了许多，我们应当深深敬重。

　　影片有大量室内戏，尤其是细腻刻画了科学探索的过程，这些略显冗长的场景可能令人乏味，但这种老派的朴拙在普遍追求感官刺激、大型场景和快速节奏的当下科幻电影中显得非常稀有，倒更能凸显斯通博士作为科学家的专注和面临的煎熬，同时也展现了科学探索未知的困难，这需要学识、经验、时间，甚至还有运气。此外，他的情绪并非毫无波澜，面对妻子的担心挽留，他与妻子柔情一吻，但随即决然转身，面对工作人员错漏了重要信息，一直温文尔雅、冷静睿智还带点幽默的他勃然大怒，而最后他在听证会上对下一次生物危机的担忧，以及“我们该如何处理”的提问，时至今日依旧值得思考。

　　《生化危机》的故事开始于保护伞公司的一次“意外事故”，女主角爱丽丝并非一出场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她面对的是双重的未知，一方面是失去的记忆使她的知识和经验结构存在缺失，难以感知到已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是紧迫的局势下，即将面临的未知风险。但哪怕没有做好准备，甚至正在遭受失忆的困扰，她依然坚定前行。因为在严酷的环境中，要么往前走，要么一命呜呼。从那句简单的“继续走”，到背起书包去重启“红色皇后”和坚定的“我们要出去”，再到违抗“红色皇后”的指令，情节上的关键点均由她的决策行为推动，并带领大家冲出困境。

　　在灾难和疫病带来的重重考验面前，本就难以被简单概括的人性善恶变得更加模糊，尤其是对处于风暴之眼的人物来说。在《卡桑德拉大桥》（1976）这部经典影片中，麦肯齐上校无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恶人”，尽管他也曾耐心征求斯切娜医生的意见，尝试用直升机将患病的吊走，并第一时间和张伯伦医生探讨，但从他步入世界卫生组织大楼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使命就是要阻止病毒传播、掩盖研制的丑闻，也正是他的决定让火车驶向卡桑德拉大桥。但他的“恶”其实难以被简单定义，就像“我在你的眼里一定是个恶魔”这句台词一样，他很清楚自己的所为，也清楚自己的下场。上校显然面临着上级的监视，从一开始他就置身于类似伦理学中的电车难题，使得一个可能还有些善心的人做出了恶的决定。

　　在《传染病》这部铺陈着诸多扁平化群像的电影中，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齐佛博士是比较丰满的人物。他怀疑萨斯曼医生冒险研究是为了发文章，把封城的消息第一时间泄露给了妻子，在和网络大V艾伦的连线中颜面尽失，还没通过抽签得到了第一批疫苗。但他在防治疫情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按部就班的工作，最后还把本是给自己的疫苗注入了清洁工的儿子体内。他有着政客的圆滑、职业的谨慎和深厚的情感，对他来说，公众的信任和共识是必须去建立的。他必须使人们相信对的而不相信错的，使人们有正确的观念并听从引导，但这极其艰难。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今年2月在《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一文中，便抨击意大利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是过度的，指责“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以及恐惧状态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的真正需求。然而眼下意大利的疫情正逐步向失控发展，比起阿甘本所担忧的人们支持例外状态，以“安全”的名义接受一系列严重限制自由的措施，在人的生存权面前，似乎暂可不必简单视为威权主义的生命与自由个人选择之间的二元对立。

　　灾难有时是面镜子。当灾难来临时，有人可以为了亲人甚至陌生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有人却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不惜牺牲他人。《传染病》中以“”自居的网络大V艾伦为了一己私利，谎称感染了病毒，并以连翘能够治病的谎言吃了“人血馒头”，他的行为导致了连翘的抢购、秩序的失范和更多人的感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片中的大众也正是他的“同谋者”，并最终自食苦果。在对其施以道德谴责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在对他人进行判断的时候，是否穷尽了人的生活的所有可能性，是否对其具有足够的了解，毕竟他在和齐佛的对话中，问出了大众想知道的问题，说出了大众想说的话。

　　在《末日病毒》（2009）里，4个主角中看似最没有存在感的凯特，实际上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敏锐地发现小女孩患病、保持警惕第一时间熄灭篝火、每到一处试用公用电话，以及她对丹尼、波比、布莱恩等人的态度等等，短短80分钟的电影里，有太多处细节让人不寒而栗。我无意重提“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性”这样的陈词，但影片最后丹尼的独白“平生第一次，我感到孤零零的，我们到了，相对无言的两个陌生人”或许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我们的态度和感受。

　　在灾难与疫病来临的时候，恐慌、无措、焦虑、脆弱成为了“大多数”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人间大浩劫》中的凯伦·安森就是一个极具寻常感的角色。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她认为“野火就像是一个游戏”，正如一个普通人面对瘟疫时的隔世感，让我们倍感真实。她的三句台词可以代表疫情来临时很多人的心理活动：“害怕，不相信真的会发生，确实真的发生了。”但当她对真实性给予确认之后，便认真地投入到幸存者的治疗和医护中。我们应当对这种害怕给予最深切的理解，这不仅于情可以体谅，于理也是人在面临未知恐惧时正常的生理反应。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许多像凯伦·安森一样的医护工作者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中，他们可能也有害怕，但带着害怕依然战斗在一线，值得我们尊敬。

　　《末日病毒》中的父亲弗兰克也是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他眼眶湿润抱着女儿唱着歌的场景令人深深动容。他清楚地知道当他下了车就会被丢下，等待他和女儿的只有死亡，但他依然下了车抱起了虚弱的女儿，以儿歌相伴缓慢走向死亡。在《惊变28天》（2002）中，信件投递员吉姆醒来后面对的是一个破败杂乱的伦敦。他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身后广告牌上的人物笑得很灿烂，但一无所知且身体虚弱的他却要面对“暴怒”病毒带来的可怕灾难，这种无助、彷徨和恐惧很容易使我们产生共时性体验。对个体来说，当遇到这种外部困难的时候，因为需要避免感染等原因，很难像其他情况一样从群体中获得更多支持，而且失序状态下人类本性中的野蛮被激发，产生更大的破坏力。吉姆有着普通的工作，热爱自己的父母和往日生活，没有超凡的智慧和体力，懂得心怀感恩。而从对被感染者挥动棒球棍开始，他变成了更有担当的人，也是塞蕾娜和汉娜的依靠，尤其是当到达曼彻斯特遇到一群散兵时，他展现出了面临绝境时向死而生的勇气和毅力。

　　重温灾难与疫病题材的科幻电影，能够让我们对于影片中灾难来临时英雄的挺身而出、风暴中心人们的艰难抉择与脆弱无助的大多数民众有着更生动而具象的理解。对于我们来说，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会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伏笔，人类行为的不断扩张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在灾难带来的极限处境中我们该如何抉择等。诚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中获得的全部的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希望这种知识和记忆，我们能够记得更久一些，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