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彩体育开户·久久为功——造就新中国卫生奇迹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8年，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陈清棠大夫用显微镜，给居民们看放大一千倍的痢疾细菌。冯文冈摄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爱国卫生运动成了一个高频词，人们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加油。
爱国卫生运动至今已持续了68年，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对爱国卫生运动既熟悉又陌生。比如，“卫生”前面为何冠以崇高的“爱国”二字？又为何以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展开工作？
翻开尘封的史料，我们发现，从家喻户晓的运动，到习以为常的习惯，爱国卫生运动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更重要的是，它真正实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目的，从小小的卫生习惯，到自我的防病意识，再到公共的市政环境，它带来的种种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对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就作出表彰。
1952年1月，雪花飞舞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他的战友们发现了一些异常：几架美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一直到中午雪止雾散，才升空而去。大家正在疑惑，一个战士忽然看到，皑皑的雪地上，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飞着。何世长听从师命令骑马前去观察，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跳动的老鼠。
当时，志愿军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冰天雪地哪来的这些东西？几天后，志愿军陆续发现有人患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志愿军援朝前后，朝鲜北部从未发生过这些疾病，而且冬季也不是霍乱容易发病的季节。这才开始怀疑并逐渐确认，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失败命运，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以此残害中朝人民，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
美军下了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幸好，中朝军民发现得不算太晚，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对付这些疾病只有预防才更有效。因此，在、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开始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随后，各军、师、团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纷纷进行环境消毒，搞好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消除垃圾，捕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
据何世长回忆：“我们连队发起了大扫除运动，扫除之后每天在室内和被子上洒下药水，以保持清洁卫生，接着祖国又运来大批预防药品，派遣医务人员给每个志愿军战士打预防针……”每个战士都发了预防注射证，正面用来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则印着详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如“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的口罩要清洁，常烫洗，不借用，不反戴”“我保证饭前烫碗、筷和洗手”“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等。
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各地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城市和乡村广泛地开展了起来。研究新中国卫生防疫史的历史学博士肖爱树教授告诉记者：“由于这场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是保家卫国的一项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而开展，所以它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一词。”
中国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位于山区农村的根据地交通不便，加上敌人频繁的“围剿”和医药封锁，红军部队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当时，就对后来担任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说：“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
1932年，江西富田一带（今属吉安县）发生瘟疫，群众死亡60多人。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第2号文件下发了《实行防疫卫生运动》的训令和《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并得到了苏区群众的广泛拥护。同年9月，总军医处召开红一方面军第3次卫生会议，总结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经验，突出强调了预防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全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1951年9月9日，主席对贺诚上报中央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做出批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还强调：“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越过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轻视卫生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肖爱树认为：“它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定位，也为此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后并没有结束。当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项。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年底，政务院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爱国卫生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至今，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带来的种种变化，今天依然能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现端倪。
装着开水的保温杯，一度是人自嘲“中年危机”的流行标志，提起对中国游客的观感，外国人脱口而出的是到处找热水。这些都给人们一种印象：喝开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实际上，喝开水这个习惯正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养成的，历史并不长。
“过去没有自来水，最早是井窝子送水，后来有了自来水，但一条街可能就一个自来水管，挑了水到家里，搁在水缸里。稍微讲究点儿的人会沏茶，大部分劳苦大众、小孩儿就着喝，咕嘟咕嘟灌一气，灌完了就走。”年过七旬的王老先生家世代住在北京南城，他这样回忆儿时的生活。与喝生水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容易得病”，“孩子们得蛔虫病的太多太多。”
王老先生的儿时记忆，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饮用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甚至淘米、洗菜、刷马桶都在一条河里。长此以往，随着饮水进入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群染上痢疾、蛔虫等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
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大、河湖水消毒难度大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是一种成本最低、最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
烧开水，这种最简便的饮用水消毒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是将其推而广之、使其形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肖爱树教授告诉记者：“把不饮用生水作为一种禁令或加以劝阻，是近代才有的事情。”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被提倡的内容就是水不沸不喝。然而，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短短开篇之后没了下文，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家喻户晓。王老先生那时还是个小学生，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学校不允许大家喝生水，孩子们基本都带一个小搪瓷缸，拿个小布兜挂书包边上，方便到学校喝开水，“有时候个别小孩对着自来水管喝水，还会被其他孩子报告给老师，谁谁谁喝生水了，那就要挨批评了。”
今年92岁高龄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诸葛阳也向记者回忆，那时候经常提倡不喝生水，因为可以防病，学校都有开水房免费供应开水。
正如诸葛教授所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免费的开水供应，正是源于爱国卫生运动。除此之外，早晚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等观念，都是在那时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的。
记者找到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一本《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和“十要”卫生习惯一一列出，并用大白话仔细解释原因，其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十要”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和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也容易生虱子，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病。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进一步解说：“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理过发以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
让人意外的是，爱国卫生运动还提倡过一些至今仍属“新风尚”的习惯。因为抗击新冠肺炎，分餐制成为热点话题，而母乳喂养则是每个妈妈都懂的科学喂养常识。这些内容竟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倡过，据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的严镜清回忆，“为适应解放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况，我们指导居民如何较经济地选择食物，而又能较好地获得营养……曾把婴儿营养作为重点，宣传母乳喂养，指导管理代乳品的制造。”只不过，这些倡议最终没有像喝开水那样完全普及。
毕竟，习惯是积久的生活方式，要养成或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他们，那时的卫生宣传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就“制造了大批幻灯片、唱片、图片、照片，编印了许多传单、标语、连环画和小册子，仅传单标语，即印发了六十九万张，图片、照片作了二十一万七千二百零四张。”严镜清回忆，宣传人员还让群众在显微镜下观看致病的微生物，以便群众对致病生物有直观的了解。
除了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宣传的更多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量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在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之外，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都纷纷成立了卫生小组。以北京为例，早在1949年清洁古城时，北京就开始组织居民中的基层卫生组织，到1951年全市16个区已有11000余个卫生小组。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后，卫生小组的积极分子身体力行，检查、宣传并进，带动群众讲卫生。比如，龙须沟一带差不多每条街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每十户人家有一个卫生小组，规定每星期检查卫生三次。在卫生小组长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过去胡同两边堆满的垃圾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最偏僻、最小的胡同也没有一点垃圾了。
卫生检查不仅要检查胡同，就连中南海也不例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任职西单区（1952年由北京市第二区和北京市第五区部分合置而成，1958年撤销，与西四区合并为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曾回忆，区里一年几次走街串巷大检查，搞得轰轰烈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让她去中南海检查卫生，杜若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走进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高爬低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陪着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
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
